作者:倪季青 百思特咨询集团企业双效提升咨询BU总经理,资深顾问
近30年一线管理实践及咨询实战者
今年是“十四五”收官之年,企业一方面在总结“十四五”工作,同时在紧锣密鼓地开展“十五五”规划编制工作。当下,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,“内卷”新常态下,企业该向何处去,以期实现可持续、更高质量的发展?
结合对一些企业出海案例研究及出海规划实践,笔者从政策、市场、资源、风险等维度论证“十五五”期间企业出海的必要性,并借鉴外资企业经验提出六大战略启示,最终指出高质量转型是出海的核心方向。
一、“十五五”期间,政策引领与市场驱动是企业出海的双轮引擎
首先,出海是企业贯彻执行国家重要政策之举。从政策导向来看,我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,积极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此外,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(RCEP)的生效实施,进一步降低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壁垒,为企业开拓亚太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。在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,企业出海/国际化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。
供给侧改革、“一带一路”、双循环等政策共同推动中国企业从“代工出口”走向“标准输出”,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掌控。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是大多数企业出海的主航道、企业出海是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核心实现路径,通过基建输出带动,逐步实现生态构建;双循环是企业出海助推器,企业出海是双循环战略的全球化延伸,通过内外联动实现全球资源配置;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能优化,为出海企业提供了技术升级和品牌输出的基础,企业出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的检验场,通过产能优化到价值跃升,构建长期壁垒和护城河。在国家宏观政策层面,“十四五”对央企出海没有明确要求,但“十五五”出海有具体要求及指引,对其他类型企业有参考借鉴价值。
图1:企业出海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示意
其次,企业出海是拓展市场空间的战略选择。随着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,众多行业呈现出饱和状态。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《2024中国企业发展报告》显示,国内部分传统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0%以下,市场增长空间有限。此时,海外市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机遇。东南亚、中东和拉美等地区经济快速发展,非洲年轻人口众多、人口红利优势明显,消费市场不断壮大,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持续增长。福耀玻璃、三一重工、国轩高科、上海电气、中国建材等企业,海外市场营收占总营收的比例较高,成为推动企业增长的重要动力,贡献了较好的利润。
再次,出海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必然要求。出海能让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取优质资源。例如,在技术资源方面,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、信息技术、生物医药等领域拥有先进技术。通过海外投资、并购或合作,企业可以获取这些先进技术,提升自身技术水平。如吉利收购沃尔沃,不仅获得了其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和研发团队,还借助沃尔沃的品牌影响力,提升了自身在全球汽车市场的竞争力。在原材料资源方面,企业可以在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原材料供应基地,确保原材料的稳定供应,并降低采购成本。
最后,通过出海分散企业经营风险。单一市场经营会使企业面临较大风险,如政策变化、经济波动、市场需求变化等。国际化经营可以帮助企业分散风险,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。以2020年疫情为例,国内市场受到冲击时,许多国际化企业通过海外市场的稳定运营,弥补了国内市场的损失。联想集团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,疫情期间,虽然中国市场业务受到一定影响,但在欧美等海外市场,由于远程办公和学习需求的增长,其电脑产品销量大幅提升,保证了企业整体业绩的稳定。
综上所述,企业出海是服务国家战略指令的使命驱使、突破内需增长瓶颈的现实需求;企业出海是保障国家战略资源供应与技术升级的安全考量、提升产业链韧性规避单一市场风险的必由之路;企业出海是对标全球一流标准、提升全球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内在要求。
基于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驱动,企业出海还需借鉴历史经验,避免走弯路。
二、外资经验对“十五五”中国企业出海的启示
改革开放初期,欧美日韩企业以精准战略布局抢占中国市场,其经验对“十五五”期间中国企业应对全球复杂环境具有重要借鉴意义,核心可浓缩为六大维度:
1、深度本地化:从“产品输出”到“生态嵌入”
参考经验:外资企业将中国视为“本土”而非单纯市场,生产本地化、研发本地化和营销本地化。丰田汽车在天津带动配套企业形成产业集群,实现 80%零部件本地化;宝洁设立中国研发中心,针对东方肤质调整产品配方;肯德基推出油条等中式餐品,适配家庭消费场景。
2、绑定目标国“发展刚需”,借势政策红利
参考经验:外资精准捕捉中国政策窗口:三星借力“电子信息产业升级”在中国多地设厂,享受税收优惠;西门子绑定“城市基建爆发”需求,成为轨道交通核心供应商。
3、产业链集群: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生态协同”
参考经验:外资以“龙头带配套”形成集群。台积电在上海带动上下游企业入驻,将供应链响应时间缩短至2周;大众吸引博世等配套供应商,降低整车成本40%。
4、长期主义:积累“信任资产”对冲风险
参考经验:外资以耐心构建长期优势。沃尔玛前 10年持续亏损,最终凭借物流与采购体系成为零售巨头;西门子通过免费培训管理人才,塑造“技术可靠”品牌形象。
5、灵活合作模式:降低市场准入门槛
参考经验:外资以合资/联盟突破限制。通用与上汽合资,5年内销量破50万辆;微软与中科院成立合资公司,规避舆论风险。1992年中、韩两国正式建交以后,韩国三星陆续在中国设立了大量企业,现在大量的企业撤出了中国,这是后话。三星曾一度将“中国三星”视为集团第二个全球总部,在中国的子公司大多是“8020”股权比例的合资企业,其中三星集团占比80%,当地国资占比20%。
6、平衡合规与“关系”,构建风险缓冲带
参考经验:外资企业既遵守显性规则又着力建立“非契约关系”。例如,宝洁公司设立公共事务部参与政策修订,丰田通过赈灾强化社会连接。
总之,当年欧美日韩等外资企业成功的核心是“以对方逻辑重构战略”。中国企业“十五五”出海需摒弃“国内模式复制”,基于目标国家或区域产业所处阶段、文化与政策,从“走出去”升级为“扎下根”“融进去”,成为本地产业链、供应链生态的有机部分。
三、“十五五”期间,中国企业出海应聚焦高质量转型,回应现实痛点
承接产业转移是次发达地区发展的契机。产业在地区之间转移是一国工业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,主要出现在加工制造业行业内。改革开放初期,欧美日韩等外资企业抢滩中国,本质上是中国承接了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,发达国家相比较当时的中国,客观上存在经济、技术方面的优势势能。如今的中国企业出海,同时面临东南亚、非洲、拉美等新兴市场和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双重选择。
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已进入“深水区”:一方面,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(如纺织、家具)面临东南亚、墨西哥等地的低成本竞争,利润空间压缩;另一方面,新能源、数字经济、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领域(如光伏、锂电池、电动汽车)虽占据全球领先地位,但频遭贸易壁垒(如欧盟碳关税、美国《通胀削减法案》补贴限制)、合规风险(如数据安全、ESG标准等)和供应链断链威胁。
对于企业自身发展而言,出海也是提升竞争力、实现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。在全球化的浪潮中,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勇敢地扬帆出海,一个普遍的共识是:跨出国门只是出海的第一步,真正融入海外市场,乃至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,是一项充满挑战性的任务。企业出海不仅是地理范围的简单扩张,更是技术能力、品牌价值、规则话语权的全面提升,需要系统性实现战略升维、风险破局和生态重构。
海外市场洞察、制定出海战略规划以及选择出海目的地、出海模式等,都是非常专业且复杂的工作,不能仅凭模糊判断或者主观感觉,除了企业自有资源能力以外,很多方面是企业本身不具备的,必要时候需要借助外部专业咨询机构的力量,中国企业众多企业的实践,充分印证了这一点。
在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当下,即将开启的“十五五”时期(2026—2030 年),对中国企业而言,出海不再是一道可做可不做的选择题,而是关乎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必答题,企业需要盘点自身资源能力的优劣势、分析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、行业标杆经验与教训等,从而在作答过程中系统性做出专业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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